公民社會與教育改革

公民社會與教育改革
黃 武 雄
2000年9月
一、

解嚴十餘年間,「國家理性」在台灣已逐漸成為社會共識。國會改造、司法獨立、反黑金、反賄選的聲浪不斷,即為明例。
「國家理性」為西方啟蒙運動及近代國家發展過程中的產物,它指的是國家在平等的基礎上以理性制定法律,規範社會內部結構,並予以有效執行。在二十世紀末,國家理性逐漸內化於台灣社會,是台灣「現代化」的前提。但細察台灣歷史,人民從來沒有機會直接進入公共領域去發展個人與社會的關係,掌握近代文明的精神,建立起國家理性的內在信念。十八世紀末啟蒙運動「自由、平等、博愛」及其後流變的意涵,始終不曾在台灣社會經深入討論。「國家理性」在人民的認知中事實上只有「形式的平等」。這是沒有精神、沒有靈魂的空殼,也是今日國家理性的運作經常陷入混亂,似是而非的論調大行其道的原始根源。
另一方面,現階段的台灣社會,在物質方面卻已躍入「後現代社會」。個人經濟力大幅提高,各種交通空前便捷,人口劇烈流動,資訊又快速傳遞,「後現代社會」分眾而多元發展的物質條件已無一不備。由少數菁英所倡導的主流價值觀,再也無法適用於眾多社會成員,其依抽象理性制定的法令,亦已無法有效維持社會秩序。

面對當前台灣社會特有的情況,亟待發展的是正面的民間力量。開放各種公共領域,讓人民參與;同時提供人民充分認識現代社會,深入了解人類精神文明的學習環境。藉由公共參與及深入學習,激發人內在的正面力量,以形成人的新價值與社會新秩序。
從菁英主導下的「國家理性」晉升到「參與民主」式的公民社會,是台灣步入二十一世紀必須大力開拓的出路。
二、

回顧二十世紀,台灣曾出現三個希望的年代。其一是1945年日本敗戰離台之時,其二是1987年解嚴之後。這兩個年代裡,台灣社會的生命力開始復甦,人心思動,欲合力著手社會重建,可惜時代條件未能呼應,希望如曇花一現,乍明即滅。今年總統大選政黨輪替,台灣進入第三個希望的年代,眾人把希望寄托在新政新作為。但要推行新政,必須先公開向人民說明,尋求支持,斟酌修正,必要時進行公民投票,激發人民在公共領域中進行思辨;藉種種管道鼓舞人民的正面力量,協力進行社會重建;同時亦須提供人民臨時或長期的學習環境,提昇視野,近一步發展現代社會之公民意識。

例如核四興廢與引進外勞等問題,應付予公民投票,但投票之前必須預留長時間進行全民討論。由於每個公民都有權參與決定,多數人將逐漸被種種正反面意見吸引,聽其利弊分析,這是培養現代公民意識的最佳訓練。討論的過程影響深遠,其意義甚至超過投票結果。
尤其核四爭議發展到今天,事情已非少數人可以作決定,責任亦非少數人可以承擔。因為沒有一群人被社會完全信賴而充分授權,也沒有一群人有能力化解其巨大後果。這事只有全民共同決定,共同承擔一途。至於投票之計算,擇一般方式或依地緣加權,則須審慎研議。
再例如一般公共建設進行之前,須鼓勵社區居民參與社區規劃,配合專業之景觀設計與環境評估,使社區居民表達社區需求,並「在做中學習」,以逐步形成有特色的文化。近十多年由上而下的全國道路修建,嚴重破壞自然生態與人文景觀,應設「道路景觀設計及環境評估」之類的委員會,收集民間(非地方派系與角頭)需要,進行專業景觀設計。道路與城鄉的面貌,是人共同的記憶,是人鄉愁漂流的場景,而人的鄉愁則為本土認同的根基。粗暴的公共建設,破壞的是人最深層的記憶與最珍貴的情感。
仿此,去年九二一震災之後亦應由各災害社區之居民,結合各行專業人員分別組成各社區災後重建委員會,擁有決策權,自行規劃災後重建工作,讓人民邊做邊學,亦藉此讓人民了解水土與地震、地方文史、自然景觀等相關知識。政府則提供資源及必要之行政協助,同時退居於監督地位。這是展現社會生命力與激發民間力量的重要時刻。

又例如地方文史資料之蒐集,有助於台灣社會建立起歷史感。任何社會沒有過去,便沒有將來,沒有歷史,便沒有面向未來的視野。這些無關乎統獨之爭。今日台灣社會所以是非不明,與人沒有歷史感密切相關。沒有歷史感的社會,價值必然混淆不清。重建台灣歷史的面貌,須從基層做起。政府文化建設機構,應與學術研究者,與社區大學密切合作,進行歷史的重塑。

各縣市初興之社區大學,為人民學習及成長之中心,應與社會重建同步發展。台灣社會經半世紀之戒嚴,患有嚴重自我封閉的現象,藉由社區大學,認識現代社會,並進一步進行社會內在反省,為當務之急。社區大學宜儘速法制化,並迅速普及於各市鎮。社會重建,須立足於人民學習成長的基礎之上,重建的品質,才不致粗劣,重建的方向,也才不致偏差。
社區圖書館應伴隨社區大學,全面普設。社區(如村里之基層單位)的決策權及其資源,亦應大幅擴充,社區主義才有長期發展的空間,不致徒然消耗社區發展工作者的熱情。
公民社會與社區主義,不能只靠虛泛的理想與口號,更需要實際的政策與適切的資源去催生。跨入二十一世紀,公民社會是台灣的希望,也是第三個希望年代的希望。

三、

在教育領域裡,公民的成長及參與是「教育現代化」重要的內容。近者可以填平教育界與社會之間現存巨大的鴻溝,遠者則替「中小學社區化」鋪路。
但著手教育改革,結構性的因素不能不面對。許多問題盤根錯節。例如升學機會未大幅擴張之前,便全面實施中小學社區化,家長迫於子女要升學,將把升學壓力加重在教師身上,升學主義反而更加嚴重。
談教育改革,要對未來的教育有遠見,不能只看眼前。把困難的、結構性的問題羅列出來,分階段實施,擬訂短程、中程、長程的教改時間表,例如訂定三年計畫、七年計畫、十年計畫等。唯應注意各主要目標之間的相關性。
舉例來說:廣設高中大學,大幅增加國民上大學的百分比,是紓解升學壓力必要的前提。台灣十八歲青年進四年制大學的百分比,目前還徘徊在20%左右,(日本30%,南韓42%,美國54%)可考慮訂定三年之內達30%(只是譬喻),七年之內達40%,十年之內達50%。相應的,中小學社區化的速度便可依此百分比之增加,而擬訂進度,由次級目標到主要目標,分期達成。
其他如小班小校、教師專業自主與成長、教育內容之改進及弱勢族群、性別、階級之主體性教育等目標亦可視相互關聯之情況,擬訂計畫,並逐步實施。

勾繪出教育未來的遠景,藉由媒體向全國人民密集的作公開說明,尋求支持,是重要的步驟。例如廣設高中大學的阻力,主要來自少數社會菁英,人民大眾在了解真情之後,絕大多數是支持的(見1995年聯合報民意調查結果)。又例如小班小校將牽涉社會動員,有了民意的支持,計畫才能推動。遠景雖遠,眾人可以等待,並協助計畫實現。
計畫擬訂之後,可考慮透過公民投票強化其支持度,尤其計畫本身倘因增加大幅預算而須加稅之時,更須徵求人民同意及背書。
新政的成敗,一定要吸納全民參與,讓眾人一起看到困難,一起克服解決。然後一起承擔後果。

四、

在軟體方面,進行教改必須重新思省教育的目的。
目前台灣教育「工具化」的情況非常嚴重。現行教育的目的,近的是為了加強學生升學競爭的能力,遠的也不過在於謀得好出路,求得好職位。教育原有的根本目的,諸如獨立思考、成熟人格、敏感創造、開闊視野等任務,一直束之高閣,不加聞問。
在教育工具化的影響下,學生在學校學到的只是操作性訓練,例如數學教育只重解題技巧,不談意義與抽象思辨;語文教育只重字彙與語法,不談文學與人文思潮。學生獨立思考能力的培養,人格與視野的薰陶,幾乎不被重視;創造力與想像力更難以發展。
幾年來教育改革所圍繞的,大多是周邊問題,例如升學考試方式的變革,既未能釋放學生的心智,更未能回歸教育的根本目的。

目前台灣教育之傲於國際,事實上只是學生的操作訓練而已。除了應恢復教育原有的根本目的,予以實踐之外,在現階段還應著力於矯正長年戒嚴所留下來的後遺症。
(一) 威權管理與集體主義的遺緒,還深深烙印於各中小學校園中。其陰影難以消除的理由,固然是人的內在意識與認知一時不易調整,但外在因素則為大班大校,學校人數動輒上仟,維持集體秩序,便為學校首要之務。只談小班,不談小校,不能解決問題。擬訂長程計畫,逐年遷疏大校,是教改不能逃避的事。台灣一般人民思想要轉趨開明,須賴消弭威權管理,重視人性化的教育。
(二) 在教育工具化的現實中,美感教育即使在解嚴後,仍然普遍不受重視。自由是一切創造的根本,沒有自由便沒有藝術,當然亦無美感教育。但解嚴了,學生美感的陶冶仍付諸闕如。校園的景觀與建築,是美感潛在課程的一部份,新建校舍仍以工具化為主要考量,台灣無數新建的校園依然醜陋如故。沒有美感的文化必然粗糙不堪。
(三) 人認識世界,認識歷史,必須由近及遠,由今而古。當美國九○年代的學生透過學校歷史課程對越戰,對馬丁‧路德‧金,對水門案皆耳熟能詳,四處查訪當年人物,忙著撰寫報告,開會討論之時,台灣同時代的學生卻對三月學運,對政治解嚴,對楊逵,莫那魯道,對美麗島事件等一無所知。人沒有歷史,看問題便平面化,沒有縱深。台灣教師認知世界的自我封閉,直接束縛了學生的歷史視野。建立歷史感,不一定又要編寫標準教材,以統一歷史詮釋。透過查訪、閱讀、討論與報告,反而能更多元的看待我們的過去。認識歷史,亦有助於建立是非及化解族群對立。
(四) 台灣各語族的失語症,嚴重阻礙各語族的文化發展。學校規定學生必修母語,是尊重各語族文化的起步。語言不只是工具,更是人思維的基礎,與文化的深層意識息息相關。台灣要發展多元文化,必須先面對母語復甦。在半世紀戒嚴之後,各語族之母語皆迅速在消失,學校教育不能因統獨爭議敏感,而規避母語復甦的責任。政治歸政治,教育歸教育,社會輿論也不能泛政治化。
(五) 台灣學生除了讀、寫、算的工具性訓練較好之外,一般知識普遍貧乏,視野狹窄。由於長年密集考試,對於知識呈現倦怠,知性成熟度偏低。多玩、多讀雜書、多討論、多寫報告,有助於矯正這項重大弊病。了解歷史、了解社會,了解世界,建立屬於自己的(不是人云亦云的)世界觀,是教育者不可懈怠的任務。

五、

為了具體發展公民社會,進行教育改革,新政府除積極規劃相關政策之外,可考慮大規模普設「社區中心」,作為全面改善社會體質,激發民間正面力量的據點。
在社區內覓地成立「社區中心」,約三至五公頃。都會區倘覓地不易,可先於偏遠郊區山明水秀處建造中學校舍。鼓勵都會區內現有國、高中生志願外移住宿,有利於學生心智成長,並藉以逐步落實小班小校,改善教育環境。同時偏遠鄉鎮可因此發展其文教事業,振興地方。學生外移之後所騰出之校地,可重新規劃建設,作為社區中心用地。

社區中心的軟體規劃與硬體建築,著重開放與親和,吸引社區居民經常前來活動。區內設社區圖書館、文化中心、綠地及運動場、體育館、游泳池,並設立社區大學作為居民之學習中心。同時設置社區事務辦公室、里村民大會議場及社區發展協會,社區環境規劃委員會,社區教育委員會等,盡量將社區決策權由地方政府下放至社區,讓社區居民參與社區決策,提升共同經營現代社會的水準與能力。
社區大學在社區中心內,將提供人民參與社會重建的理論基礎,對於教育改革,也將為「中小學社區化」鋪路,扮演社會教育功能。社區大學為教師與社區居民搭起橋樑,一方面協助組織PTA(親師會),另一方面提供課程,讓雙方觀點相互交流,引發討論並進行共同學習,一起成長,藉此溶化教育界自我封閉的心理堡壘,促進教育現代化,同時也加深人民對教育的認識。
在跨入二十一世紀之時,引入社區中心及社區大學這類新生事務,對社會重建與教育改革將有難以預估的深遠影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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