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黃武雄
〔中篇前言〕
距離本文上篇完稿，又已月餘。這些時日，我想把心中所思早早寫成文字，卻遲遲無法落筆。理由是擔心自己所持觀點與教改第一線的朋友們大相逕庭，深怕影響這些可敬的朋友們的士氣。這是我極力想要避免的事。事實上，上篇完稿後已有類此效應。
另一方面，我對教改事業脫節已久，怕自己不了解狀況變成無的放矢，反而害事，因此又仔細讀了一些資料，也更密切注意這段期間事情的演變。
先前的紛擾近日逐漸回歸平靜，我想可以再繼續寫下未完成的部分。我知道依現實的運作，期望將教改歸零思考，可能不符實際，所謂「二次教改」的影子也越來越模糊。但無論如何請教改朋友們靜下心來讀完這篇長文，多想想一些根本問題，如果能因此促發社會大眾一起再思考教改的路線，此去教改才不致再風風雨雨，隨時被迫要走回頭路。
有些人認為教改會的教改路線已經吸納了四一０教改運動的訴求。可是對我來說，這不是事實。在本文上篇中我已有所論述。如果把1994年以前教育部所一貫主張以「管制與規劃」為主軸的路線，稱為第一路線；而把教改會所提出以「鬆綁與多元」為主軸的路線，稱為第二路線；那麼四一０所主張的則是第三路線。這第三路線的主軸是「結構與自主」。也許我不該代表四一０說這是四一０路線，因為在四一０教改運動中，大家認同的只是那四個訴求：「廣設高中大學、落實小班小校、推動教育現代化、訂定教育基本法」；至於訴求的內涵是什麼，大家並沒有一起深入討論，取得共識。但作為四一０的發起人，提倡四個訴求時，我的想法是：前兩訴求意指結構的改變，第三訴求「教育現代化」則強調自主精神，但其順序則先結構後自主，才不致治絲益棻。
至於第四訴求，可將它看成結構的補強，企圖從法律面去尋求自主精神的正當性，尤其在教育基本法的位階高於其它教育法令的時候，更能保障自主精神的貫澈。
改善作為結構的教育大環境，然後讓事務自主發展，這樣的精神一直貫穿於我當時對教改的論述中。即使我不代表四一０，這種論述還是有別於第一與第二路線，稱之為第三路線應無疑義。第三路線跳脫菁英思維，把改革的主力先放在結構（亦即上篇所說底層部分）本身。第三路線當然也主張「多元」，可是它認為多元是長出來的，而不是因要求得來的，這就跳脫了菁英思維的唯心主義。多元可以鼓勵，可以嘗試實驗，但不能要求。在本文上篇我指出：試點實驗累積足夠經驗之前，便全面推動九年一貫課程計劃，是冒進的改革，其立足點便是這種第三路線的精神。
所以我一直覺得不同的教改路線背後，存在著不同的意識形態。所謂的「意識形態（ideology）」並無關乎目前無所不在的統獨情結。事實上，意識形態便是人心中成了形的世界觀（world view）。到1994年底，我公開呼籲教改要面對意識形態1 ，希望大家共同討論這深層的問題，教改才會有出路。其實不只在教改，在其它領域的社會改革，都潛藏著意識形態的問題。我總覺得台灣要經過較深層的思想論戰，社會才能往前躍進。教改不過是其中一環。
本篇（即本文中篇）提倡十二年國教應列出時間表儘早實施。十二年國教為結構的一部分。過去我從未如此明確主張，可是現在時勢已有變化：實施十二年國教固然困難重重，但反而容易取得社會共識。前教改會召集人李遠哲先生日昨已公開呼籲全面推動綜合高中，以紓解國中升學壓力。這一主張與實施十二年國教雖步調一前一後，但方向一致。只是全面改成綜合高中，因國中畢業生仍須升學選校，升學壓力恐怕也無法有效紓解。而實施十二年國教，則直指問題核心。唯其困難更多，本文將嘗試分析，並提出解決方案。
教改政策不敢推動，常因社會仍無共識，十二年國教則容易有社會共識，因為它簡單易懂，更因為它代表均質化或形式平等，在台灣這個社會容易被接受。例如30多萬人的聯考迄今仍被許多人懷念2 。十二年國教是社區主義與形式平等主義的結合。前者的價值不易被社會大眾了解，只被當做空泛的理想。但後者則普受支持。推行十二年國教，阻力比廣設大學還小，因為形式平等主義與菁英主義看來兩相矛盾，其實是絕妙的組合。這是社會發展的弔詭，而台灣社會正是這絕妙組合的寫照。教改者可因應社會對形式平等主義的支持，推動十二年國教。但要注意規劃時，不能落入形式平等主義的陷阱，例如必須以民營化保存菁英學校（詳見內文第六節）。同時一定要確保「一學區一校」，才能廢除高中入學考試，真正紓解升學壓力。
日前報載前教育部長楊朝祥亦主張十二年國教早日實施。近讀其專書3 ，知其卸任前十二年國教之計劃，仍屬超大學區。例如台北市只分兩學區。若此亦恐無助於紓解升學壓力。至於現任部長黃榮村擔心4 十二年國教會降低國家競爭力，這點與楊前部長看法正好相反5 。我亦覺得十二年國教，實施方法若較細膩，黃部長的擔心似屬過慮。事實上七０年代，台灣實施九年國教雖因準備不足產生一些流弊，但整體說來，確有助於提升其後二十年中小企業在國際的競爭力。
教改新聞每日不斷。本篇（即本文中篇）早於週前完稿，但仍趕不上時勢變化。加此前言以補充內文論述。
四
為什麼要進行教改？
今天檢討教改的方向對不對，爭論教改的政策有無偏失，要先回來問當時為什麼要進行教改。
對我來說，過去幾十年以管制與規劃為主軸的單元化教育，嚴重束縛了人的心智，限制了人的視野。學生在學校教育中耗盡絕大部份的時間心力，所得到的常只是知識的表皮，不是知識的血肉。學生在學校裡讀了十幾年書，心智沒有變得比較成熟，反而越與真實世界隔閡。同時，學生在學校裡學到的是規矩，是人云亦云，但不是創新，不是獨立思考與多元價值。
進行教改，便是要改變這一切，釋放學生的心智，打開學生的視野；吸引他們深入學習，自由思辨，發展個人潛能，連結知識、經驗與生活，重返真實世界。
論者常說：我們的教育最大問題出在五育未能均衡發展，只重視智育，忽略了德、體、群、美四育，教改的重心應恢復五育並重。我的看法不盡相同：我們五育都沒好好發展，連智育都嚴重扭曲，除了背書考試之外，幾乎一無是處。由於智育都扭曲，台灣學生的成熟度普遍低落。
無論如何，十多年來倡導教改者都同意
讓孩子們紮實學習，快樂長大
是教改的共同目標，也是教改的大夢。到1994年四一0民間教改運動的前夕，這個目標也成為社會的共識。基於有這共識，一時教改才蔚為風潮。
可是這十年來教改進行的方向，能否達到這個目標，是教改者必須隨時深入基層，用心檢視的工作。教改政策對不對，應以逐步達成這目標為檢驗的標準。另一方面，國家與社會對教改的工作，是否提供足夠充份的資源與支持，使教改者能放手去改善教育大環境，亦為教改能否回歸原始目標的關鍵。也因為這樣，教改必須發展公共論述，尋求社會對教改政策的支持。
對我來說，要回歸教改的原始目標，使學生紮實學習，快樂長大，必須先釋放學生的心智，解除學生身上升學的壓力，解除學生在學校因受重重管束而抑制其自由心智的壓力。這兩種壓力，用四一０當時的語辭來說，便是升學主義與管理主義。
任何教改政策若無法有效紓解這兩種壓力，將只有徒增困擾。例如，實施九年一貫，進行多元教學的同時，如果學生心理仍承受升學壓力，那麼學校教得越少，學生課後反而補得越多；學校教得越活潑多樣，學生負擔反而越沈重。這是教改者不能不面對的現實。升學管道多元化，並無法扭轉這個現實。因為學生想要升學，終究要看考試成績：基本學力測驗，學科能力測驗，指定科目考試或在校學業成績。考好了升學機會大，考不好升學機會小。這是極為現實的問題，教改決策者不能不面對。目前教改政策的主軸：「多元教學，多元升學」便能釋放學生心智的想法，實在令人置疑。
五
自1994年民間教改運動呼籲「廣設高中大學」以來，學生升高中大學的機會確已大幅提高。國中升高中職的機會達百分之百，其中高中與高職在學人數之比，從1994年3. 2比6. 8，到2001年4. 9比5. 1，進入高中的機會也已相對提高。
至於升四年制大學6 的機會，1994年為16%，1998年為27%7，至2001年超過40%。
在1994年時公立大學有15所，至2001年增為27所。私立大學則自8所暴漲為33所。
照理，升學瓶頸已經打開，升學壓力應隨之紓解。為什麼大家都仍那麼計較升學考試？為什麼學生的升學負荷仍那麼沉重？
菁英思維的觀念論復活了：家長與學生的觀念不對，我們的文化出了問題，大家都要擠明星高中，擠明星大學，這是虛榮心理。我不否認我們的文化有問題；但擠明星高中，是因有較好的機會進像樣一點的大學。擠明星大學，是因為台灣只有為數極少的大學還值得一讀。這都是現實的理由，而不是單純的虛榮。
我們必須檢討這八年來教改決策者，是不是認真回應了民間「廣設高中大學」的訴求，還是只是因為節省國家資源，或受制於精英思維，而把升學機會大量灌水？
比如說，近年大學容量急速擴充，不是因為政府花了心思投入資源，好好為國民多辦些像樣的大學，而是政府抄短路走捷徑8 ，把大量公私立職校專校升格為技術學院，然後又經改制躍稱大學，以致品質浮濫，收費又貴，家長學生不想進這類學校，是理所當然。景文案只是冰山一角。台灣像樣的大學，屈指可數，即以我個人來說，我不會願意我的子女進入那些升格或改制的大學（也許有少數例外）。如果時光倒流讓我再度年輕，我更不想進那些大學。我寧可重考或四處去流浪。我不是虛榮，更非無知。反過來，是因我很清楚進那些大學，學不到東西，混不出名堂，心智徒然被窄化被限制9 。
紓解升學壓力，必須認真調節供需失衡的問題。德國是最重視技職教育的國家，技職人員頗受社會尊敬。1976年我赴德參加國際數學教育會議(ICME)，便有德國教育學者說明西德於戰後經濟逐漸繁榮，中產階級興起，大多數人已不願送子女進技職學校，而希望能進大學，汲取全面的現代知識。政府亦體察此為潮流所需，並相信讓更多人進大學，會提高國力。事實上，到1990年德國大學生人數已暴增為六O年代的五倍10。
在擴充大學容量的過程中，德國政府採取的是「提升國民平均素質，培養未來人才」的前瞻性觀念。因此當德國擴充大學容量時，品質並未浮濫，更沒有靠升格或改制技職學校為技術學院或大學，來把升學機會大量灌水，敷衍社會需求，反而認真調節升學供需的平衡，由聯邦政府在各邦廣設許多品質良好的公立大學，稱為「改良式大學」11（Reformuniversitaet）。這是一個務實的國家面對問題的做法。
反觀近年台灣的大學因擴增而品質浮濫的情況。舉個例子來看：十多年前某些大學在聯考最低錄取標準的排行榜上時居榜尾，可是經過這些年大學容量擴增之後，這些大學的排行已高居中上，列名其後的都是新近升格或改制的學校。經升格或改制的大學，換湯不換藥，要由原來的專校提升到大學水準，極為困難。在學校內部進行自我更新，到後來都流於形式，辦學者的學養與視野不可能因升格在一夕之間便突然提升。師資亦然。
1975到1985年間，我常審查升格專校之師資論文。職校教師要搖身變成專校教授有兩條路：一為出去修個學位，二為寫幾篇研究論文。但人到中年，生活不似求學期間單純，學問要脫胎換骨，談何容易？修個學位，非來自內在求知的動機，很難進入學術問題的核心；至於寫幾篇研究論文，因專業訓練不足，只能東抄西抄。由於這種結構性的困境，約在1985年之後，我便因於心難安而拒絕再審這種論文，也極力反對用升格或改制來辦大專院校。1992年製作＜笑罷童年＞影帶時，我曾大力抨擊這種以灌水的方式擴充高等教育容量的做法12。可是1994年民間發起教改運動，要求廣設高中大學之後，執政當局不僅不改過去把職校升格為專校的作風，更且變本加厲，大量將專校升格為技術學院或大學，使廣設大學有名無實。
我批評升格學校教師的專業能力，並不針對教師個人。我批評的是制度本身。許多教師並不希望學校升格，他們反而希望學校維持原來位階，維持原來學校的傳統風格，是升格的政策讓他們無所適從。
今日我們因教改流弊滋生而責怪家長學生觀念不對之前，必須承認多數大學品質浮濫的事實，而能設身處境，轉換角度去體會家長與學生的立場，尊重他們的理性選擇。
國中升高中的情況亦然。這八年來（從1994年民間教改運動起算）高中與高職學生人數已從3比7改善為5比5。但強制性的分流教育仍然扭曲學生與家長的意願，而許多品質不良的高中職更令人望而怯步。
所以問題的關鍵在於升學供需失衡。在經濟市場上，我們皆認為調節供需是天經地義；但在教育市場中，我們卻認為供需失衡的關鍵，在於教育消費者的觀念不對。
當然，國家不可能提供第一流的學校給每一位國民。但至少要盡力去提供良好品質的學校13。我們並不是沒有條件去多辦一些像樣的大學，而是政府不肯承擔責任去辦，一味把辦大學的責任推托給私人，造成今天不能紓解升學壓力，又品質浮濫，尾大不掉的困境。
我說「尾大不掉」，是因我們確實陷入泥沼。我頗肯定少數私校對台灣教育的正面貢獻；但為數眾多的私立學校辦學者卻志在營利，並非為教育的理想辦學，更談不上有什麼好的教育理念。這八年來，政府為照顧私校學生，大量補助私校，並思以此提高私校品質。但私校眾多，政府甚難一一監督。其實辦學成效好壞全看學校內部結構，企圖從外部監督，促其提升品質，遠比另行創校還難。以今日大學容量暴漲，卻品質浮濫，私校林立尾大不掉的處境，教育要改革比起八年前大學尚未廣設之前，更為困難。這是因為教改決策者不思為教育挹注資源作根本改革，又對公、私立學校的定位混淆不清，所以致之。回首這段錯誤的歷程，真叫人痛心。
公立學校與私校有不同的定位，前者在提供國民就學的機會，後者則在發展特色，兩者分野不容混淆。廣設大學，政府應承擔責任，而不應推卸給私人興學。即以美國這種極為重視私校的國家來說，全國大學生人數進公立大學與私校之比高達4比1，在台灣則反過來為2比3。經過這八年私校人數更暴漲，使公私比再下降為1. 4比3. 6。
怎麼辦?
六
我們必須跳脫菁英思維所謂「適才適性」的迷思，著手調節升學供需，才能紓解升學壓力，讓學生釋放心智，回歸教改的原始目標。
高中階段，應積極實施十二年國教，讓所有學生在本學區便有正常的高中可讀。分流教育不應強制，少數好的高職因學生市場需要而保留，以供志願提早進入技職系統的學生就讀。
十二年國教一旦實施，學生到九年級之前升學壓力可望大幅降低，這是釜底抽薪的辦法，也是教改的正途。從前國小高年級升學壓力很大，七０年代實施九年國教，國小學生壓力便大幅減輕。當時實施九年國教，有師資準備不足的流弊，而且國中場地不足，投資匱乏，大班大校，管理嚴苛，不利少年身心發展。這些負面經驗都應引為明鑑，以防重蹈覆轍。但整體說來，當時實施九年國教是對的，減輕小學升學壓力，促進階級流動，縮短貧富差距，並增強後來中小企業的競爭力，間接幫助台灣其後二十年的經濟發展，這些都是正面的影響。
今日要推行十二年國教，必須堅持「一學區一校」方能有效紓解升學壓力，但有幾個問題必須處理：
（1） 經費須大幅增加；
（2） 菁英高中（如建中、北一女）是否保留？
（3） 目前高中職地理分佈不均；又現有私立高中職或存或續？
這些問題牽連頗廣，但需大刀闊斧，逐步解決。現實情況我自己了解不深，僅提供一些可能的方案，作為問題切入的起點，至於實際層面如何去動手，應就教於方家（尤其教育行政專家、縣市政府相關人員），並集思廣益，讓眾人參與討論。
前述（上篇）教改實踐營，是討論十二年國教的實際方案，發掘問題，以集思廣益的重要場域，應先積極落實。然後，讓我起個頭，談談我所想到的方法：
(1) 關於經費：教育牽涉國民才能的發展與國力的提昇，影響國家未來面貌，至深且鉅，社會應有此共識，不能只看眼前。而且今日教育的沈痾，肇因於過去半個世紀用最廉價粗糙的方式來辦教育，重量不重質。進行教改必須回饋過去辦教育低投資的短差，開始講求品質。最近政府為振興經濟，將投入數千億元以擴大內需，應順此將其一定比例投入教育重建。十二年國教等教改工程倘經費仍然不足，亦可考慮縮短兵役年限為一年，每年節省數百億公帑，充作教改經費，此案有利而無害。目前所有役男服兩年兵役，浪費人力至鉅，亦嚴重阻礙各領域尖端專業人才之培育。兩岸和平之關鍵，在於兩岸的政經發展，國際情勢的演變，以及人民對生命的尊重，國家的認同，而不在於兵員之眾寡。募兵制雖較理想，但遙不可及；又社會替代役也非絕對必要，在服役年限縮短後，兵員若有多餘，仍可繼續實施，不能本末倒置。縮短兵役年限，既可增加國力，又符合民心，且能充實教改經費。此外，還可以考慮透過公民投票，凝聚社會共識以增加編列教育特別預算，逐年實施全面教改。
(2) 關於菁英學校：實施十二年國教，必須考慮少數菁英高中的存續。我雖反對菁英主義，但對菁英學校的價值則持肯定，因為這正是多元社會的典型現象。尤其台灣這幾所菁英學校擁有優良的歷史傳統，不能輕言廢置。但十二年國教要提供給國民的是社區內的平民學校，若依目前方式保留這幾所菁英學校，改為社區高中，那麼這些學校將繼續維持明星學校的地位，吸引優秀學生越區就讀，結果並無助於紓解升學壓力。為解決這個矛盾，須回歸前述公私立學校不同的定位：公立學校提供國民充分的就讀機會，私立學校則發展特色，甚至可以專門培育菁英人才。在實施十二年國教之前，不妨考慮將目前這幾所菁英學校私營化，鼓勵其校友會組織基金會優先接辦。菁英學校私營後，學費不受政府管制，致力於發展特色，甚至可著力於培育特殊資優人才。我們不能排除它發展成菁英的貴族學校，但政府可以補助它設置一般人民之獎學金，供少數特殊資優之窮人或小康家庭之子女就讀。至於多數九年級學生在社區中學免試直升十年級，不受這幾所私立菁英學校的影響。當然，社區內的公立高中，也要講求品質，使多數國民皆可得到水準以上的高中教育，如此才能減輕這幾所私立菁英學校對社區公立高中的衝擊力。
(3) 關於學校分佈不均與私校存續：目前公私立高中（職）分佈不均，2001年全國高中有295所（公立162、私立133），高職有178所（公立95、私立83），但有些鄉鎮卻無一所高中職。現有高中職學生人數為：公立約41萬人，私立35萬人，實施十二年國教時，學生應依所屬學區在附近高中就讀。故原有公立高中職須逐年調整，使分佈日趨均勻，並將主管機關由中央改為地方，有些學區則須新設（擴大內需的部分經費，應挹注於此建校工程）。所有高中都應開設技職課程供學生選修，增進學生實用生活的能力，並促發手腦並用。高職轉型為高中，技職師資可至各高中開設技職課程。至於私立高中職則依其意願由政府收購、或公辦民營、或公私合營、或自外於國教系統，完全自由化，政府不得限制其學費上限，亦不涉入其招生方式，任其發展特色，回歸公私立學校應有的定位。
今年初教育部開始規劃「高中職社區化」的方案，雖也有心為實施十二年國教舖路，但因受制於經費不足，而且教改大方向應否直指「十二年國教」的目標，亦未明白標舉，以致規劃出來的方案迂迴轉折，其中最主要的問題是學區超大，全國只分十數個學區，使學區徒具形式，學校難以融入社區，所謂「學校社區化」更易流為口號。我覺得實施十二年國教之議，應早點擬訂，求取社會共識，並列出實施之時間表，同時修改目前正在推動之「高中職社區化」，使對準十二年國教之目標，才不致大繞彎路，消耗大家心力。
十二年國教一經實施，目前高中入學方案的種種問題將不再成為問題，因為每個學生都直升學區內的高中，只有少數不想讀公立高中的學生，須準備去投考特殊的私校。這些私校各自用它們的方式招生，政府不必介入。國中的升學壓力自然完全紓解，而今日的國中基本學力測驗也變得可有可無。至於多元入學方案的爭議，更因無分配升學機會的問題而自然化解。
七
至於高中進大學的升學供需失衡，更是棘手的難題。前文已討論過：近年由升格或改制而設立之私立技術學院與大學，品質不良者為數眾多，加上私校接受政府的補助額迅速膨脹，這些私校對國家的依賴度越來越高，要使它們回歸市場機能，以提升品質，已難上加難。
今日思考其解決方案，應以下列三事為立足點：
(1) 回歸公私立大學之不同定位
(2) 發揮市場機能，縮小政府介入的範圍
(3) 學位自由化
公立大學在於提供國民就學的機會，這是政府不能逃脫的責任。近年因私校擴增，公立大學反而凍結不再增設，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。理想的狀態是：政府視國民需要，好好多辦一些品質良好的大學，提供就學機會。對於私人則鼓勵其辦出一些具有特色，甚至高水準高品質的大學，以補公立大學之足。但政府不應管制其學費，不應過問其如何招生、招多少學生或設什麼樣的科系。
可是現實情況與此理想狀態，差距甚遠，須一步步調整，慢慢鋪路，但方向則須朝此理想狀態前進。
目前公立大學嚴重不足，所容納之學生尚不及大學總學生數之三成14。政府一方面須增設公立大學，另一方面則可考慮與辦學績效優良之私立大學（含學院）合作，在雙方同意之下訂契約合營，視同準公立大學，予以大幅補助，但督導學校經營帳目，改為非營利學校。其學費及招生等，與公立大學相同。
其餘私立大學任其自由發展或為市場淘汰，以提升品質。政府基本上不加補助，亦不過問學費與招生等學校事務，但須發放給這些私立大學之學生足額的教育券，其面額不得低於公立大學之學費。俟公立大學及準公立大學之入學名額足敷需求時，再考慮停發教育券。
同時學位自由化，讓想設大學的私人容易辦大學，加入競爭，亦放寬國外大學來台設校的限制，提供學生充分的選擇機會。
新近增設的公立大學，或為國立，或為縣市立都好，但應以基礎領域，即人文學、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為主，不發展應用科學如工程、醫科與法律系。辦這樣的大學，所需經費遠較節省。用主修制取代科系制，且採純學分制代替現行的學年學分制（即六年修課年限），兼亦廢除「二分之一退學」之落伍又保守的規定。這些都為了開展新興的自由學風，發展知識男女獨立思考的能力，並刺激現有各大學的老大作風，促其進步15。
我對增設的公立大學，會寄予如此厚望，是因現今各大學已放棄培養獨立思考、孕育自由心靈的任務，而專司訓練經建人才，扭曲了大學教育的功能。所謂通識教育或通才教育，只不過聊備一格。科系制度（即一進大學便分科系）使知識男女在剛步入青年正需發展獨立判斷的關鍵時期，便因分屬科系而窄化了知識視野，限制自己的心思於技術性訓練或所謂專業訓練，致力於謀求未來出路。這造成一代代知識男女的志氣狹小，開創力萎縮。大學不是複製主流價值，訓練技術人才的場所，而是孕育批判創造，催發社會更生的源頭。可是以目前各大學的既有體質來看，作內部改革毫無機會。要發展知識男女獨立思考的能力，孕育知識青年自由創造的心靈，唯有另起爐灶，新設大學一途。新設大學不慮人才匱乏，應積極延攬海內外專業人才（不限制台裔、華裔）回來，辦學者必須心智遼闊，崇尚自由，於開創之始便樹立起自由學風，讓知識男女徜徉其間，以知識為基礎，自由思辨，自由討論。這類大學重視人文、社會科學、自然科學等基礎領域。學生在此汲取各領域重要思潮，附加主修學科，以為日後步入社會或上研究所而作準備。大學內師資仍分系所，以求專精，但學生不分科系，只選主修學科。
又改目前學年學分制為純學分制，不規定修業年限。學生想學的時候再學，學習效果會好得多，不想學便任他心思遊蕩，去經驗自己生命存在的意義。強迫在六年之內畢業，且每學期不及格科目不得超過二分之一，是違反大學自由學風的規定。
人的學習，必須清楚自覺本身主體經驗的存在，而延伸此主體經驗，至知識中所蘊涵的客體經驗，才能發展出獨立思考的能力。不然，人會被知識異化，會被外在的客體經驗工具化。強迫性的學習，只能訓練人成為技術操作員或所謂專家，培養不出獨立思考的能力。
近年大學自主之後，原有大學受制於本身的保守體質，任何進步的變革，皆容易遭致大學內部的抗拒。而且原有大學依過去設計，皆以培養專業人才為主要目的。近十年來，與經建相關之應用科系，更大幅膨脹，基礎領域反而日益壓縮。要跳脫這種大學庸俗化的格局，唯有另起爐灶，新設另類大學，吸引真正愛好知識，喜歡思考又崇尚自由、批判與創造的青年就讀。我作這種建議，看似理想，而不符現實。尤其處在今日超級資本主義正席捲世界，劇烈改變人類社會，每個國家都汲汲營營於提高國家經濟競爭力的時代，談獨立思考，談自由心靈，更好似荒腔走板。但仔細思索，沒有這種重視獨立思考的大學，台灣的未來只有隨波逐流。我所持這種不合時宜的建議，其實只是個小轉彎，用兩三百億的建設，轉了這個小彎，對於台灣新教育、新文化、新思想、新社會，將有深刻而長遠的影響。二、三十年之後，因為這個小轉彎，我們便會來到一片大原野，美麗開闊而生機盎然。
讓我以澎湖的文化建設，結束本節的論述。近年澎湖宜否設立賭場一案，引起多次爭議。澎湖縣民期盼繁榮地方，但設賭場難以得到全國共識，因此爭議不休。事實上，澎湖四面環海，小島遍佈，而風景怡人，頗適宜設澎湖大學，類似夏威夷大學，成為國際學術研討會舉辦的定點，兼供渡假休閒。每年夏天可將各領域學術或其他性質之研討會，在澎湖大學舉辦，借此亦可繁榮地方，並提昇澎湖文化水平，留住外流人口。
八
現在我們來談小校。
學校如果有個美麗的校園，學生與教師到學校的心情會很自在愉快，上學上課的緊張焦慮自然消除大半，學習的意願與效果，也會大幅提高。同時，學校的校園、建築與草木便是重要的潛在課程。美麗的校園將孕育人的美感，人性化的建築會促發人良性的互動。美育與德育在草木扶疏的學校環境中已完成了大半。
可是我們從來忽略學校環境。大部份的學校尤其都會學校，校園都極為醜陋僵硬。三五仟人擠在一起，每年級二、三十班以上的大校則比比皆是。從前鄉間許多融入自然、令人留連的校園，近二、三十年間，也捨自然而就人工。多數建築物上拼貼著磁磚，與四周自然景物格格不入，有些彩色構圖，更狀似童真，實則造作。又校園內砍掉許多老樹，鋪上水泥，只為減少落葉，好維護整潔。學校校園整修，應作景觀評估，並請專業人員規劃。由不具美感的校長或行政人員在主導校園建設，正好佐證了教育作為複製機器的本質。
「青青校樹，萋萋庭草，欣霑化雨如膏」，校園陶治人的性情。我們好像老早忘掉這句話深遠的寓意。1994年教改運動時，民間曾提出
讓學校變成花園，讓孩子擁有童年。
但依這十年教改的步調行進，這個大夢不知還要經過多少個世代，才可能兌現。
盧梭的名言：「自然是最偉大的教師」。今天我們常把焦點集中在課本的教師，卻忘了這位人類心靈的偉大教師。有了這位偉大的教師，學生心靈的陶治、知性的發展，才有依歸，連知識的學習也都將事倍功半。
四一○教改運動的主要訴求之一「落實小班小校」，這八年來只有其中「小班」多少引起重視，小校問題則始終不受注意，原因是小校牽涉土地與工程，自始便束手無策。這種觀點再度顯示菁英思維的局限。大校問題不解決，教改無法切入核心。發展公共論述，尋求社會支持，擴大社會參與，事情才會有轉機。迄今各任部長及教改會，皆關起門來不多加思索，便宣告事不可行，而讓小校之案胎死腹中。這是菁英思維中的責任論16。
教改決策者應「微服出巡」，至各都會大校「蹲點」數日，靜靜觀察學校每日動態，看師生如何辛苦作息，聽擴音器如何吼叫，用心體會集體秩序下的緊張焦慮，才會真正了解大校問題的嚴重性。
幾千人的大校，校長必須是一個集體秩序的管理者，而不是一個重視個體差異的教學領導者。教師每天維持課堂內外秩序所承擔的負荷，也使他（她）們再無心力靜下心來，聆聽學生的言語，與學生做朋友，進入不同學生的內心世界。大校必須嚴格進行科層管理，這與學校內部的權力結構應盡量扁平化，兩相矛盾。中小學的校園民主，不應該停留於形式上的或權力制衡式的制度民主，而應該是生活上的、精神上的，師生由內而發的，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的內在民主。只有小校，才能發展出這種真正的校內民主，讓學生在學校學習到內化的民主態度。大校的集體管理，反過來會使學生習於集體主義：只求外在形式，不問精神內涵。
在小校，只要引入一個有教育理念的好校長，校內氣氛便會轉變，管理主義也容易消除。但在大校，即使引進整批好的行政主管，集體秩序的強大壓力還是一樣存在。這個差異，說明了結構不能忽視，也說明了為什麼解決大校問題是屬於底層部分的改革。
先要認定大校問題不能不解決，認定塑造人性化的學校環境，自在愉悅的教學空間，是教改者不能不處理的課題，我們才能絕處逢生。負面思考永遠無法解決困難。
關於小校所需的土地，都會區及其附近，近年有許多閒置或即將閒置的公用土地，其中原屬政府機關或國營事業用地者，近年都在大量釋出。八年前政府藉口都會土地取得困難，拒絕考慮縮小學校規模。事實上，這八年來許多公用土地撥給政府其它單位或大量轉手至私營企業，延誤小校設立的時機，使落實小校越來越困難。此時應儘速進行國土規劃，全面清查這些公用土地，視需要列入小校計劃，以免財團覬覦。此事尤其刻不容緩。
正面思考使人萌生創意。解決大校問題，須廣徵創意。我寫《台灣教育的重建》一書時，曾提出：在山明水秀的山區或海邊，設些花園似的寄宿學校，讓都會區內的國中或高中生依志願遷至這些寄宿學校；所騰出的都會校地，經打散換地，再蓋都會區的小型社區學校17。
實踐這種構想，須政府相關部門協助配合。亦須進行社會動員，讓關心教育的家長們來參與校園重建。行政院將成立的教改推動委員會，若能主導此案，透過跨部會的協調，將可克服許多教育部獨力無法處理的困難。
此案有諸多好處：
（1） 解決大校問題，讓學校變花園。
（2） 讓發育中的青少年遠離擁擠的都會區，接近自然，寄情於山水，有益身心健康及陶治美感。
（3） 紓解都市人口、發展地方。文教及相關事業為無煙囪工業，少有污染。又設校於偏遠鄉鎮，也會吸引家長教師遷入地方設籍，繁榮地方。
（4） 配合政府擴大內需，將工程用在校園重建，並剌激地方住宅建設事業，提供就業機會。
九
關於調整教育權力的問題，除了學校內部於縮為小校之後，容易推動權力結構扁平化，實施內在民主之外，學校教育必須接受社會監督。過去學校指揮權在政府手中，進行由上而下的掌控。這些年權力逐漸下放，但在社會日趨成熟之後，最後監督權應直接下放到社區，讓學校融入社區，發展出「學校（專業）自主，社區監督」的現代教育型態。這才是「中小學社區化」與「師資自由化」的涵義，也才是四一０的第三個訴求「教育現代化」的精神。學校融入社區，可拉近知識份子與庶民間的文化落差，促使社會現代化，又可打破教師的封閉性，使其心胸向社會開放。關於這件事，實施時程須看社會成熟的程度，牽連較為複雜，不能冒進。必須先找社區動員較好及文化水平較高的社區作為試點，進行「社區學校」的實驗，以累積經驗。我將在本文下篇中，把它作為教改多元發展的一個環節，詳加敘述。
在學校由社區監督的政策逐步推行的同時，一方面各校應先發展PTA的組織（即家長與教師結合的組織），促成雙方相互融入；另一方面也須將社區主義的概念帶入學校，讓學校慢慢融入社區。
這個過程需要學習與成長，也需要凝聚社區意識，進行社區營造。
一個可行的方案是成立社區中心。社區中心將直接催化社會成熟，多年來我不斷鼓吹社區中心的設立，因為它對台灣社會的基層細胞，將從根本產生難以意想的正面作用。
社區中心佔地約3至5公頃，土地來源如第八節所述。其功能含社區居民學習、社區居民參與決策，及社區居民運動休憩。社區中心從硬體規劃到軟體設計都應為真正的開放空間。中心內設置：
（1）社區圖書館、社區文化中心、社區大學等；
（2）社區規劃委員會、社區營造中心、社區教育委員會、村里民大會等；
（3）運動場、綠地步道、游泳池、藝能活動及表演場等；
提供社區居民（含學生）日常活動、學習、參與社區事務之用。空間規劃要活潑舒適，長時間向社區居民開放，不設門禁。這樣的據點會吸引居民經常前往使用，在那裡一邊學習一邊參與。很多點子、很多想法、很多有意思的行動、有特色的文化，會從那裡慢慢滋生成長。社區大學的經常性課程，使夜間燈火通明，人氣旺盛，帶動居民吸收種種進步的現代思潮，充實知識，思索人生。村里民大會、社區營造、社區規劃等相關社區事務，則會吸引居民參與社區決策。然後運動、舞蹈、音樂、劇場等種種活動，自然讓人留連忘返。
這也是我所說的底層結構之一。政府能做的是這種底層部分，而上層的文化就放心交給人民去發展，但同時要把權力與資源下放。
不過，社區中心與教育改革有什麼關係？社區中心有社區教育委員會，用來監督學校，並促使學校融入社區，而社區大學開設一些教育課程，讓家長與教師在學習中（而不是在角色的對立中）進行對話，從而為發展PTA組織提供相互了解與良好互動的基礎。
（待下篇續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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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台灣大學數學系網站」http://www.math.ntu.edu.tw/
「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網站」http://www.napcu.org.tw/
「全國教師會網站」http://www.nta.tp.edu.tw/ntaindex.html
「永和社區大學網站」http://www.community-univ.org.tw